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暖冬。通过媒体,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气候变暖”这个词。气候变暖是科学事实吗？如果气候变暖真实存在,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一书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聚焦》的最大特色就是,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改变来为我们揭示全球变暖的影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水升温、海平面上升、降水紊乱、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英国的雨季／1

“冒着烟的枪”？／9

蒙茅斯,2002年2月／13

踏雪之地／17

约克,2002年2月／27

第二章 被烘烤的阿拉斯加／31

西什马拉夫／41

哈斯里亚／46

极地升温／51

普拉德霍湾／54

凯克托维克／62

第三章 太平洋之失乐园／69

富纳富提环礁／72

高潮／80

信仰和科学／97

特布卡萨维立威里／102

第四章 中国上空的红云／107

多伦,内蒙古／110

东胜,内蒙古／118

武威,甘肃省／125

第五章 飓风·美国／135

北卡罗来纳州／138

佛罗里达／146

新泽西／158

第六章 秘鲁熔点／167

寇里约利提／171

杰卡班巴／182

利马／196

第七章 感受热度／211

波恩,2001年7月／227

出路／237

最后的话／246

后记 6度／249

那晚的雨有些不同寻常。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雨刻意地、恶狠狠地捶打着屋顶,好像不进到房子里就不善罢甘休。暴雨下了一整夜,雨量之大给人以一种被幽闭的感觉,不知不觉这种感觉便渗入了我的梦中。

次日清晨天气晴好,甚至有些暖意,柔柔的秋日阳光把前一天晚上的不适驱赶得无影无踪。但离我家半英里处,泰晤士河却截然不同,不再像往常那样慵懒地慢流,褐色的河水奔腾而过,细小的漩涡在湍急的水流中嬉戏,刚被折断的树枝在水中漂浮。

动物们也显得情况有些不妙：成百上千的蚯蚓被河水从洞里赶了出来,在河岸上徒劳地扭动着,一些低处的草地已被上涨的河水浸没。我骑车淌水经过纤路的时候,看见路旁深深的如白垩质的水洼。

作为对恶劣自然的挑战,我拖着一个朋友的皮艇到河岸,经过一阵因恐惧而生的发抖后,冲进了河水中。我记得冲进急流时最后看见的是我靠在岸边一棵柳树上的自行车。

我顺着河水急速而下时,开始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无法调头,不然就要冒着翻船的危险,而我又不愿看到自己被带入离水坝过于接近的区域。我已经选择了右边的岔道,上面有个“危险”的指示牌,警告大型船只不要靠近,我已经可以隐隐听见前面激流的咆哮声。

几分钟后,我甚至闻得到飞溅的水花的味道了。当水坝进入我的视野后,我调整了一下皮艇,往河岸靠近,只见水坝难看的钢闸完全升起,以最大的泄洪量让膨胀的河水通过。右边河岸的一丛杨树下有个灰色的混凝土纪念碑,纪念的是牛津大学一支划艇队队员们,大约在一年前,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不幸遇难。

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可逐渐湍急的水流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本来想紧贴水坝对面的河岸来过这一关,然后继续前行到主河道去,但是河水的牵扯力变大了,几秒钟后我就离开了河岸,开始失去控制。我想往后划,结果却造成船旋转,而且摇摇晃晃,几欲倾覆,与此同时,咆哮的瀑布却挟不可抵挡之势越来越逼近。

我把船桨深深插入水中,就好像在踩脚踏水车一样。我更加死命地划,持续用力和’肾上腺素让我气喘如牛,直到我的小船的速度渐渐超过了水流的速度。

快靠岸的时候,我朝一棵低垂的杨柳枝抓去,结果整个树枝都断了, “折柳”果然名副其实。这个意外差点把我抛入水中。还好,我抓住了一把刺人的荨麻和黑莓丛,紧抓不放。重新回到岸边安全地带让我如释重负。

几个星期后,宁静的泰晤士河已变得无法通航。就在我很不明智的快船之旅后的几小时内,前往牛津的两条交通主动脉波特利(Botley)和阿宾顿(Abington)公路的许多路段已处于水位线以下,河水并不是从河道里面溢出到路上,而是在公路低洼处从窨井盖里和排水沟里冒出来的,有不少地方积水达1英尺多深。

而更靠近镇中心的奥斯尼岛(Osney Island)也被淹没了：每家每户都在前门垒起了沙袋,小河已在一些地势较低的街道上流淌。在路的另一边各色花园在泥泞的洪水冲击下逐渐消失,观光者们品尝到的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

纤路上出现了一个白发妇女。“这都是圣经里说的,”她诡秘地告诉我,接着就赶忙回到她的花园墙后面去了,“末日刚刚开始。” 2000年秋天的那个星期里,那位白发妇人并不是唯一一位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的人。打进电台电话的人都重复着一个曾在国民潜意识里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都公开出现了的短语：气候变化。这个短语以前一直是科学家们和环境运动家们的专利,现在却不断回响在全国民众日常的对话中。英国人总是在谈论着天气,但它的表现已大异于从前。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就连政治家们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托尼·布莱尔(TonyBlair)乘直升飞机前往受灾地区视察,对记者们宣布他的决心,不仅要改善抗洪机制,而且要在“国际上对抗气候的变化”,这里暂且不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布莱尔的副手约翰·普利斯科特(John Prescott)穿着雨靴,四处蹚水,在摄像机前表情也是恰到好处的严峻：“所有这些气候变化的事例提醒我们,任何人,无论他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他严肃地说道,同时在记者们用伞构成的临时庇护下躲避着倾盆大雨。

随着大雨如注,政治气候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不是科学家,对全球变暖也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一些基本的情况。

我知道在20世纪地球的温度升高了0.5度多,我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暖的速度开始翻番。我还知道有记录的最暖的8年出现在1990年之后。

我能理解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科学道理：每年有60亿吨“温室气体” 即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而且都来自于我们熟知的来源,比如汽车尾气、发电站的烟囱、家用水壶和森林被毁。我知道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三分之一,而且另一温室气体甲烷的浓度翻了一番。科学告诉我们,这些气体的作用就像温室里的玻璃,阻止太阳的热能辐射回大气。

但这一切有点太抽象了,而且我觉得很难和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一场像样的雪？这也同时能解释洪水吗？难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突然变得那么热的原因吗？ 作为我在OneWorld.net工作的一部分——我在那儿工作了5年——我研究过中美洲的飓风“米奇”(Hurricane Mitch),非洲和亚洲的干旱和饥馑,莫桑比克的灾难性洪水和委内瑞拉致命的泥石流,所有的这一切也能联系到一幅更大的全球变暖的画面吗？我怀疑有这个可能,但这不过是个怀疑而已,与其说是建立在确切证据上的结论,还不如说是我的直觉。

虽然我不是很肯定气候变化跟这一切是否有关联,但我对环境的关注和痴迷却有很长时间了。我成长在一个迅速被经济“增长”和日益增加的消费摧毁的国家里,我目睹了大超市在城镇郊区开张后,牛津本地的商店苦苦挣扎而后倒闭。我目睹了具有真正文化遗产的酒吧转变为文化遗产主题酒吧,而街道则变成了延长的停车场。我目睹了田鼠的逃窜和公路的扩张,而且上班路上我在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被自己汽车的尾气呛得咳嗽不已。

接着,就像20世纪90年代许多受了刺激的人一样,我爬树,我挖洞,为的就是阻止另一条公路的修建,我热爱高高的大树,清澈的河水,林荫下的草地。每次听到电锯的声音,每次看到老橡树和白桦树倒下,心里总有一阵痛楚。我在长大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进步”会实现的,现在我不再那么肯定了。这种破坏本身就十分愚蠢,可要是它还预示着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破坏,而且催生一个将来几十年内会毒害自己的社会呢？ 纽柏利立交(Newbury Bypass)竣工后,我开车从那儿经过,试图辨认出这个开放性混凝土伤口两边的地标物。我看见的是滚滚车流,每辆车都往大气里吐着温室气体。在我们用一幅旗帜堵住了路的那天,我加入了激进分子的集会,而且从四处毫无生命气息的土堆中拾起石块,砸向新铺的沥青路面。

然而如果我一直都没有把握住更大意义上的局势呢？如果真正的纽柏利悲剧不仅仅是伯克郡(Berkshire)的一片森林被毁了,而是太平洋的一座岛屿被海水吞没,或一个尼加拉瓜的家庭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卷走？如果局部的就是全球的？我在OneWorld.net的工作让我能深入地观察更广阔的世界,我感觉到了此中的内在联系,但它却模糊难辨。

很快我就准备去寻找答案了。我的旅程即将开始。

那年的圣诞节我是在我父母位于北威尔士朗济比(Langybi)的小农场里度过的。雨还在下,我只得坐公共汽车从麦肯来斯(Machynlleth)沿着海岸线而上,因为铁路线被洪水冲断了(据公共汽车的司机讲,这种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圣诞节前夕我父亲和我用一天的时间给羊的草场搭新的栏杆,我们用一根长铁条插人多岩石的土地,给木桩留出洞。

晴朗的时候,能看到从北方的斯诺顿(Snowdon)一直到卡代艾德里斯 (Cadair Idris),甚至到南方的彭布洛克郡(Pembrokeshire)的一片壮阔的景色。但现在我们却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雾和淅沥不停的小雨,甚至连吃着嫩草的羊儿都显得愁容满面,无精打采。我们几乎是无声地劳动着,用手把沾满泥的石头挖出来,然后很快地把木桩敲好,以免挖好的小洞被泥土里渗出的水灌满。

我们回到家时,我母亲已经在客厅的火炉里生好了火。等我的弟弟和姐姐们都到了,我们就坐下来看家庭幻灯片——这是我们家经常性的节目。父亲搭好了投影仪,我则把墙上的一幅画取下来,这样就有足够的白色地方来放图像。他选的是秘鲁的幻灯片。1979年至1982年他在从事海外地质工作时,我们全家都在那儿住。

投影仪开始转动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我的弟弟理查德 (Richard),只有几个星期大,在房子外面的小童车里大叫；我的小妹苏珊 (Susanne)穿着花裙子,满脸惊愕之色；我的大姐和我则光着屁股,全身晒得黑黑的,在太平洋海岸的黑色沙子里搭沙子城堡；接着我们都到了秘鲁的安第斯山脉,身后是高耸人云、白雪皑皑的白色山脉(Cordillera Blanca)山峰。这些相片我看过很多次了,可还是非常着迷。父亲接下来放的是同一年他与地质学家同事们在一个叫杰卡班巴(Jacabamba)的地方做的野外考察。

“那是我的海拔记录”,他简单地说道,他指的是一张纯洁无瑕的雪地的幻灯片,热带的阳光下,它闪耀着璀璨的光芒,“5200米。”投影仪继续转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扇形冰川,拥坐在一个小湖旁边,从冰川上滚下来的冰块漂浮在湖水上,景色可谓美不胜收。

“这地方真美！”我惊呼。

“我很喜欢它。工作极为辛苦,要抬着钻探设备去采岩石样本,天寒地冻的晚上还要睡在那些不顶用的橙色旧帐篷里。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现在可能不同了。我听说热带的安第斯山上冰川的退缩速度很快。

” “也许吧。但那是块很大的冰川。有一次有块冰山从上面脱落下来,砸在湖里,溅起的巨浪冲走了我们一半的设备。冰块从上面一直不停地崩落下来。”他顿了顿。“不过它也有可能不同了。我想我不再会回到那里去,不过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我想知道……”我慢慢地重复他的话。

接下来一会儿我什么都没说,我有了个想法。

在很大意义上那天晚上标志着本书描述的旅程的开始。接下来3年时间里我访遍五大洲,寻找全球变暖的蛛丝马迹。我采访了蒙古的牧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美国的飓风追逐者以及一批科学家们,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急着要讲。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深感震惊之余,却觉得庆幸：震惊的是极少外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来避免一场更大得多的灾难。

这样全球范围内的追寻并非易事,有一次我险些为此送命。但到了最后我知道我会带着一箱子幻灯片回到威尔士。我会拉上窗帘,搭好投影仪。然后我会回答我父亲的问题。

2.51亿年前的一天,一场巨大的火山喷发撼动了今天的西伯利亚所在的地方,数十亿吨滚烫的火山灰和气体喷向了天空,引起了强大的酸雨风暴。云开雾散后太阳的威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极度灼热摧毁了星球上的动植物,二叠纪末的大规模灭绝开始了。

这是有史以来影响地球生命最严重的危机,等它结束后世界上95％的物种已经灭亡。用一个专家的话说,在这个时候“生命几乎消亡”。考察跨二叠纪和三叠纪边界的岩层的地质学家们惊异地发现一大堆化石突然就变成了单一的黑色泥岩。很明显,这是缺氧症,即极具破坏力的氧气缺失的标志,因为数以10亿计的动物尸体从被摧残的陆地上冲到海里,然后在海底腐烂。

与后来毁灭恐龙的灾难不同,这场危机不是由行星引起的。它的起因是全球变暖。西伯利亚的火山把数目庞大的二氧化碳从地壳深处释放出来,从而给气候加温,一直到足以让大量的甲烷从海里“嗝”出来,引发了一场完全失控的温室效应。

在这个“后地球末日温室”里生命存在的条件是如此严酷,只有一种大型的陆地动物存活了下来,即适应力强、外貌像猪一样的水龙兽,它后来成为了恐龙的祖先。又过了5000万年,毁灭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才得以恢复。

检查二叠纪末岩石里氧同位素的地质学家们最近得出一个数字,是关于多大量的全球变暖才引起这场灾难性的大规模灭绝。那个数字是摄氏6度。

让我们从2.51亿年前回到今天吧。这个世界在迅速升温,从消融的冰川到上涨的海平面,证据随处可见。2001年IPCC发布了意义重大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对接下来100年的全球变暖进行了预测。

升温幅度的上限比前几次的评估都要高。

科学家们把它提高到了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