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史上,始终逗引人们极大的讨论兴趣,而又在历时和共时之中褒贬不一毁誉无定的人,恐怕莫过于董其昌了。不管对其人品、画品,还是以南北分宗为标志的画学理论,不管统领画坛主流三百年之久的正效应,还是民初以来咎以式微之责的负效应,抑或当今遍及海内外的再认识热潮,在在表明这一点。我想,之所以如此,盖有三个彼此交织的原因制约着后人。其一,是董其昌作为史论合一、名实相权而开风气先的重要历史人物,留下了较大的阐释潜能。其二,自明中叶以来,中国画自身的急遽嬗变,和外来影响的相继加剧,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分裂和多元。其三,人与人、时代与时代、实在与理解之间无所不在的误解,以及支持这种误解的不同动机,赋予「效果历史」以层出不穷的新视点。

众所周知,自明代开始,中国画进入一个流派纷呈、时风日转的动荡局面。除了工商业发达、都市繁荣、画家羣集,以及政治党争和文学宗派之风的影响等外部原因,中国绘画已取得本体性的高度成熟乃至升华,不能不说是尤为重要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