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德观念派生而出的对书写承担性的强调,一直是作者们必须面对和与之周旋的命题——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现实世界强干预于内心世界的古老局面。汉语现代诗和它的作者们,同样没有逃脱这种承担性的笼罩,甚至,在它被称之为“白话诗”或“新诗”的阶段,其自我生成、确立与壮大,也都依赖于某种附属在文明大格局下的使命承担。

四十年间的当代诗,依然重启于“文革”后所谓“人文启蒙”的高亢嗓音和时代格局；只不过,经由诸多诗人于九十年代以来（延续至新世纪）的努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对叙事性的追求、对反讽或拼贴等技法的运用,对“逸乐”与“无聊”诸价值的重审,方使当代诗获得深致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特色。

学者李孝悌曾使用“逸乐”这个词,形容清初中国流行于南方的一种士大夫文化。江南文人的生活,从日常游晏、节庆活动到宗教体验,皆被之以书写,而这种生活方式本身,也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被审美化。从精神上来说,它的根基或许可以追溯到晚明甚至魏晋。但本专题的“逸乐”,一方面指向与古典世界迥然不同的当代生活；另一方面,则接近于罗兰·巴尔特所谓的“文之悦”,即书写本身所带来的逸乐,抛开承担性而专注于表达本身的愉悦与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