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画集》的主要内容是：清末以降,中国绘画与中国文化共同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机。如何生存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流才智之士殚精竭虑的焦点。近百年来的中西文化论战；与中国艺术现代化的争辩,至今尚未结束。概括而言,除了“死守传统”与“全盘西化”两极对峙之外,就是以西方的观念与方法来改造中国文化,以及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其他文化之营养来谋求中国文化的再生这两条路。就中国绘画而言,近代画家在这两条路上的努力,的确出现过许多不同凡响的成就。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第一流的中国水墨画家中,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与齐白石,是从传统的文人画范畴中异军突起,振衰起弊,独辟蹊径的人物；徐悲鸿、李可染与林风眠则属于以西方的观念与方法改造中国绘画并首开风气的画家。当然,这种粗略的分类,只是为了讨论与认知的方便而已,原不能作绝对的。比如任伯年,无疑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徐、李、林三大家对民族艺术风格的卓识与坚持,更令人钦佩。事实上,中外艺术的交流,历史甚长；尤其近代西风东渐,直接间接的西方影响,只有程度不同而已。而每一位独立创造的大画家,都是一个“特殊”,是原也不可类比的。活跃于20世纪前半叶,至今声誉日隆的傅抱石,正是上述两类均难以规范的大画家。一方面,他有极强烈的民族艺术主体性的信念；却又斟酌采纳了某些外来的艺术与方法；另一方面,他发展了中国的文人画,却又痛陈文人画“流派化”之后艺术生命的死灭；一方面他一生钻研中国书画、篆刻与美术史,另一方面却又在留学中借鉴了日本画、水彩、素描等域外艺术与学术研究的方法。他不像吴昌硕与黄宾虹,在高古的传统中爬梳抉发,终于化腐朽为神奇；也不像徐悲鸿与林风眠,掌握了西洋的利器,移花接木,别开生面。傅抱石在两者之间,树立了另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