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书法史的鼎盛时期,汉承秦制,朝延官方文书以篆书为主,民间及下层官吏以隶书通用。因隶书比篆书省易,且书写快速使用方便,富于旺盛的生命力,促使上层统治者在诏书、金石刻辞及官方文件中使用,推动了文字的发展,致使隶书成为汉代的主要书体。

汉代流传下来的隶书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墨迹,书写在帛书、竹木简牍上,书写时间贯串于整个西、东汉。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牍,甘肃居延、武威、敦煌出土的竹木简牍等几十万字隶书。另一类是碑刻,书写年代除了《杨▲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麋孝禹刻石》等少量西汉刻石外,大量的是东汉碑刻隶书,流传至今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迁碑》、《华山碑》、《曹全碑》、《石门颂》等三百多种。一九00年以前,由于汉简墨迹隶书尚未出土,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则是东汉碑刻隶书,清王澍曾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乙瑛碑》,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一五三）立,隶书十八行,行四十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史晨》、《礼器》合称庙堂三巨制。此碑用笔方圆兼备,蚕头雁尾,波磔分明,结体方正呈扁,中宫疏朗,笔画精细对比,字形长短错落,碑中“司、大、书、史”等相同字的细微变化,如不细察难见妙处。清翁方纲评此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清孙承泽评：“文既尔雅简质,书复高古超逸,汉石中之最不易得者。”清何绍基跋此碑：“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近代马公愚、来楚生等都从此出。

此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一0六二）张稚圭按图记。考钟繇年代,乃后人伪托无疑。据王担弘考证明拓本“辟”字可见“▲”字“常”字可见末笔,“都”字末笔也未与下右泐并连,“太、对、故、事”等字皆较完好。碑文中“乙瑛”之瑛字作“玉”旁,重刻本皆作“王”现以明拓本付梓,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