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那时中国刚刚向世界重新开放,他和妻子英格•莫拉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来。他们一起记录着看到的人事,他写下了很多文字,莫拉斯则拍了很多照片。这些文字和照片很快成为了一本《遭遇中国》。1983年他们第二次来中国,还是两人同行（这次加上了女儿瑞贝卡,她后来成为电影导演）,还是用笔、用相机一起记录着中国。但这次,他们不再是旅游者的身份,米勒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5月,《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公演,大为轰动,几乎成为“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这本书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在“缘起”中米勒写道：“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搬弄事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记录的谈话显示出,我们大家正尝试着感受一个从未到过的未知国度：对他们来说,是想象中的威利•洛曼的美国；对我而言,则是中国式的布鲁克林。”

如果说这本日记有一个主题,或者说米勒对中国的观察有一个结论,那也许可以表述为下面这段话（1991年再版本序言的最后一段）：“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