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反抗者》

梁國雄被視為抗爭符號,猶如他景仰的古巴革命英雄哲古華拉,衝擊、拉布、抬走,又再衝擊,是否就 是抗爭者的特質。梁國雄的抗爭,有鮮為人知另一面,就是過去二十年持續的司法抗爭,通過主動或被動方式,在法庭內尋求公義,他既有主動提出司法覆核,亦有被動地在刑事檢控中成為被告,在廿年的司法抗爭中,有勝有負,但最重要不是贏輸結果,而是判決對相關法律作出澄清或推展,當中包括法院對基本法中基本權利保障的取態、司法與立法關係、公民權利等,這些判例對香港憲法和公法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我反抗故我在》一書,是將他過去廿年司法抗爭的案例重新檢視及整理,並訪問法律系教授、大律師及立法會主席、社運人士、學者,從不同角度去評議梁國雄司法抗爭對香港公民權利的影響。從判詞中可見,法官並不視梁國雄為搞事分子,也肯定他司法抗爭是為公眾權益,在庭上自辯的態度,有分寸,知所進退。在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並未出現解殖過程,在確立新公民身份的過程中,司法抗爭是重要的手段,在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中,鞏固公民權利,約束政府的權力。

書中訪問了兩任立法會主席,黃宏發及曾鈺成,他們有不同政見,但同樣尊重他這個人。曾說：「有些政治立場跟你對立的人,你也可以跟他做朋友,你也願意請他回家吃晚飯。有些政治立場跟你一致的人,你也不喜歡跟他接觸。我跟長毛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