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及时出版了一大批老作家的新作,深受读者欢迎,这其中巴金先生的几本书尤为突出,巴老当时正在写作的《随想录》一方面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一方面陆续结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所有文章悉数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二》、《心里话》和《探索与回忆》,最后合集为《讲真话的书》,收入巴老文革后的所有文章,包括全部《随想录》。

《讲真话的书》编辑出版的时候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压力下,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出版工作的李致与巴老反复协商,并得到老人的积极谅解,“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决定采用存目的办法”（引自李致文章）。原计划抽掉三篇文章,最后只有《“文革”博物馆》一篇“存目”。巴老收到样书之后,在1990年圣诞节那天致信李致：“……你们辛苦了,印刷装帧都还过得去,我相当满意。感到遗憾的是漏掉了几篇文章（如译文选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办法删去了一篇“随想”。特别是后者,这一办法本身就是一篇“随想”。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在四川恐怕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李致后来在致范用先生的信里大致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文革博物馆是巴老倡议的,他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从未退缩。巴老为保护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特定条件下的坚持。”

1990年9月1版1印本的《讲真话的书》开创了建国以来出版物“开天窗”之首例,定价16.6元,印量仅2000册,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上市销售,其命运不得而知。1990版后来重印了2次,每次都会增加巴老的新作,1991年5月的2印本,版权页标注却为1印本,不知什么用意,定价19.5元,仍维持“存目”状况,1993年12月3印本,收入《“文革”博物馆》全文,定价28.5元,累计印量20000册。1995年重出新版,印量5000册,定价51元。以上2版4次印刷本封面完全相同。2003年11月为庆祝巴金先生百年华诞,四川人民出版社再次增订新版《讲真话的书》,封面重新设计,分上下卷,平装定价80元,精装印量仅1000套,定价120元。巴老已仙逝,这当是最后的《讲真话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