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编年体清代史书,在内容上与《明通鉴》（正篇）相衔接,起自顺治元年正月初一,迄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述其间 268 年史事。

“通鉴”是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编年体史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以年月为经、人事为纬,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逐年编次,把纷繁复杂的史事加以概括、提炼,脉络清晰可寻,不仅可以为史学工作者省除大量重复劳动的时间,而且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通史,因而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著述体裁。自北宋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问世,著家蜂起,蔚为大观,或补前纪,或续后编。近代以降,史著以“纲”、“鉴”命名观,所在多有,或简或繁,不胜枚举。惟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与夏燮撰《明通鉴》可谓较好续作。

然而,清代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横跨古代、近代两个时期,与现代紧密相连,资料浩如烟海,著作汗牛充栋,一部简明扼要的《清通鉴》却付诸如,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编纂出版一部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体例相近、规模相当、互相衔接、成龙配套的《清通鉴》,实在是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治史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清通鉴》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容采择、资料搜集、史事考订、叙事方法诸方面又力求有所创新,因而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规范“通鉴”体裁,注意扬长避短。其次,扩大记事范围,丰富“资治”内容。复次,叙事相对集中,事件始末易明。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料搜集与考订方面,本书几位作者颇费了一番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