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既然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晋国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左传》在有关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的追叙中,就不能不渗入政治立场选择的因素,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很自然地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赵氏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扭曲成负面的人物。

于是,本身在为君之道践行问题上有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以此来给赵穿的弑君行为作解脱,并将弑君事件的“影武者”赵盾轻轻放过；而在“下官之难”一事中,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君主,给后人精心编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虚假故事,并把一年后赵氏之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晋悼公时期赵氏一族的新生力量代表赵武任职主事视为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曲折而隐晦地证明赵氏等三家分晋、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来解读改造,历史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构,乃是普遍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