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系列的问题的提出,与正在作为世界历史过程的所谓“全球化”问题存在着深刻的关系。但是一旦切入过程的内在脉络之后,就会发现：全球化在经济技术方面成为潮流,引发了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多重的和多向度的反应,尤其是引发了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包括思想文化的自主创新的强烈诉求。思想文化的自主创新,必须回答历史与现实在当下指向未来的新进展和新可能,以此为讨论问题的根本点,才能使人文学术与历史发展之间产生血肉的关联。正如《全球化与文学•后记》中所说：“全球化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处境。经济、科学技术、交通、通讯,这一切发展起来以后,无论生活在天涯还是海角,只要是地球人,都成了邻居。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自足,那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伤感,都已经成为过去。对此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所能选择的是,在这个处境中做什么。”处境或存在中的选择,使我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丰富的机遇,前人没有遭遇到的我们遭遇到了,因而要审时度势,投入也许是没有成规可遵循的创新性智慧。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最动人心弦,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术语之一,30年前（即1976年）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影响甚广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aywords：A Vocabularv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尚是音讯杳然,但实在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有人替威廉斯先生（他已于1988年谢世）作《关键词》续编,那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把全球化作为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来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