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年谱(套装上下册)》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

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陈维崧年谱(套装上下册)》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对其父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稹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拂,方才免于追查。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