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以及结构化理论的创始人,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所提供的分析视角富含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分析,使原来通行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功能论视角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颠覆性作用。吉登斯将此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分析运用于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转型历程,并关注晚期现代性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历史变迁。从对个人情感的微观考察到对民族国家的宏观把握,再到对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全球化社会后果的鞭辟入里的种种分析,均可见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刻影响。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从崭露头角到渐趋成熟的时期,而到了21世纪初,我们开始看到其关于世界社会转型发展的预言在全世界范围内纷纷实现,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例外,且表现更为突出。吉登斯基于其结构化理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观念,也许会对中国当下以及未来汇入世界发展大潮流的道路选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在任何极端道路上都无法看到真正的希望。

赵旭东（1965—）,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教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2005）、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005—2011,任该系系主任）。2002—2004年,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以及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曾兼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2007—2011）。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兴趣主要包括：乡村社会结构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国意识与现代中国观念的成长,民族地区习惯法的社会、生态与文化机制的比较研究,等等。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为《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2003）、《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8）、《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2009）、《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2011）以及《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20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