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经济》所收集的论文并非是想对社会学通常的出发点进行批判。它更不应被理解为是对经济学理论形态的批判。它只是另辟蹊径——估计人们通过其他别的途径偶尔也会相遇（尽管可能是以某些出人意料的方式）,然后才能决定意见是否一致以及运用哪些先行规则。社会学家一般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对经济学研究的看法更容易是补充性的甚至是“批判性的”。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至今还处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印象中,他在认真拜读了社会学经典作家的著作之后宣称,经济科学中关于个人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能持久的,甚至是完全不现实的。每个行为都有一个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所以,与阿罗讨论社会性这个个体优先权聚集问题,一开始就错了。甚至连赫尔穆特•舍尔斯基也谈到对《决策》评价过高的问题。新近的出版物要求更多地考虑经济的外部因素,更多地考虑把合理性、竞争和冲突的观念置于其中。这可以被概括为经济的“制度化”观点并追溯到一种连经济学家本身都不知道的传统之中,从而与经济学理论问题,尤其与合理的决策以及孕育着矛盾的分配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也避免了去涉足另一座科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