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在今天看来,小说为最；但在当时,士人所重者,仍在文章。因此,从历史上看,明清之文,不仅作者甚多,数量甚富,而且流派层出,为前代所未有。

　　当然,一般说来,明清之文,成就之高,不及先秦、汉魏、唐宋几个时代,但也自有特点,不可一概而论。

　　以明代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章。

　　例如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几个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宋濂、刘基等,都有歌颂新朝的文章。其中宋濂所作,是最有代表性的。杨维桢为《宋学士文集》作序所称道的“馆阁之文”,多属这类作品。其中的《阅江楼记》,就是善歌善颂的文字。

　　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最合时宜的。虽写阅江一楼,却反映了国家初建,百废俱兴,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虽属颂圣,却非凭空虚构。李慈铭说：“金华文气,从容而博大,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可能即指这样的文章。当然,李慈铭又说：“然颇乏精彩,故罕警策可传诵者。”这话说得不错。自古以来,歌颂之文,精彩者本来不多,可传诵者为数亦少。宋濂此文,比较起来,尚属可读之作。此文之外,还有《秦十录》、《送东阳马生序》等,也都为世所称。

　　与宋濂并称的刘基,精彩之作,是写于元末的《郁离子》讽刺时弊,很有特色。但入明以后,所撰歌颂之文,亦乏精彩。如《甘露颂》之类,无足称者。

　　在宋濂、刘基之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大狱屡兴,人不自保。法禁日严,言路曰窄,连颂圣之文也难写作。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便产生了台阁之文。作者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这类文章,不仅颂圣,而且粉饰太平。黄茅白苇,更不足称。

　　在这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对于台阁之文,亦多不满,于是产生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的复古之文。

　　“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复古虽流于形式,原因却在不满现实。况且,正当八股文盛行之际,提倡“文必秦汉”,使一些学子知道“《四书》之外,尚有古书,八股之外,尚有古文”。这在当时,亦未可厚非。

　　以何景明为例,他虽有拟古之作如《敌中篇》,步趋韩非《说难》,固不足取,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上杨邃庵书》、《上许冢宰书》等,却既有气势,又有感情；既有辞采,又有胆识。

　　继“七子”之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西汉”,也是提倡复古。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政治倾向,也和前“七子”一样。

　　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的著作甚富,所撰《弁州山人四部稿》为一代巨著。《四库提要》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

　　在后“七子”之文中,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