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阎立本《步辇图》真伪辩中,虽然在这以前,人们对于《步辇图》的真假问题曾经有过隐隐约约的怀疑,比如1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撰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曾经在评论《历代帝王图》时谈到：和传世阎立本《步辇图》及《职贡图》等比较,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帝王图》中帝王面貌衣著,多下笔肯定而又十分准确,点画间毫无疑滞处。至于《步辇图》卷,围绕李世民腰舆近旁一簇女子,面目用笔缺少肯定感,也缺少性格和生命。但是,从唐朝和阎立本传世作品的时代风貌、线条特色、艺术水平、历代题跋、收藏印章、绢丝质地、历史背景、文物典章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辨析,然后断然指出《步辇图》是阎立本的伪作,这还是第一次。这使我忽然想到,对于传世书画的鉴真别伪,非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可。

再如《董源 三图质疑》,文中对于好多人认为是伪作的董源《溪岸图》,陈佩湫却力举其真,对于董其昌等历代相沿,好多人认为是真迹的《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三个董源所画卷子,陈佩秋却力举其伪。所谓“举。。就是“举证”。法官断案少不了举证,当然是以事实为依据。书画鉴别又何尝不需要举证?自然也是以事实为依据。所谓书画真假举证的事实依据,往往由时代特征、笔墨线条、个人风貌、史书记载、本人落款、后世题跋、收藏印章、绢纸质地等综合组成。由此看来,绘画鉴定,包括书法鉴定,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来看,都是一件花力费时,相当细致,一步一个脚印,学术性相当强的有益且又有趣的工作。与此同时,也要正视并尊重客观事实,具备敢于推翻自己过去鉴定或错误看法的勇气。据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千居士就托王南屏捎话给谢稚柳说：“你告诉稚柳,叫他不要再搞董源的《夏山图》、《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了,是不是董源其笔,要研究。”不料当时谢老听完此话,非但不以为意,还说：“唉,张大千老了,糊涂了,钻牛角尖了。”然而,谢老真不愧是老而弥勇,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在1996年初,谢老对陈佩秋说：“除了《溪岸图》,董源的其他几幅作品,《潇湘图》等三卷确实有问题,张大干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要推翻自己花大半辈子心血研究的结论,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弥天大勇。谢老的例子,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古书画的鉴定,竟是—件多么耗力费时的难事啊!

好在张大千、谢稚柳生前的未竟事业,如今终于被陈佩秋花大力气、陈君纵生花笔给解决了。在访谈中,陈佩秋感叹：“权威性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如果作为专家,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顾事实,那是对历史不负责,对自己的名誉不负责。权威也好,专家也好,首先都是人,是人就难免会犯错误。我刚才说了,谢稚柳一生大多半时间都用在了对董源的四幅画的研究上了,而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也相信了明朝大鉴定家董其昌对董源作品的鉴定结论,因此才有以后的一系列论述。然而一旦抛开固有的框框,看到了许多以前无法见到的实物,他对自己的鉴定就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这是很正常的。”

更加重要的是,除了还历史真面目,对于董源《潇湘图》等三卷作出鉴真别伪的意义,还在于今后人们对于我国五代水墨山水,元四家的师承,以及“南宗北宗”等问题,又将作出重新的认识,乃至对于美术史的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