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生平事略

王国华

先父王献唐先生,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号凤笙。１８９６年农历８月１８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韩家村。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６日逝世,葬于济南万灵山下,终年六十四岁。先祖廷霖公,一生酷爱金石,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印林）先生,造诣颇深,著有《泉币图释》、《读说文日记》等书。祖父是当地的名中医,给人看病,不收分文。穷苦病人没钱取药,都是他拿钱代取。父亲就在治学、行善的薰陶下,受到了严格的庭训,博览群书,刻苦自励,后来终于成了我国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

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写字、读诗。十岁时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并且成了本村有名的小书画家。在他十一岁时,祖父为了使他能独立生活,让他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后来我的家庭由小康世家衰落下来,家境比较贫困了,家里给他的钱,仅够生活,没钱买书和缴学费。他只得白天上学,晚上到一家报社排字、校对,挣点报酬,维持学业。他在礼贤书院,先读完了文科,又插班德文科,十七岁卒业,因生活所迫,再无力继续求学了。

１９１７年,他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译德文小说。１９１８年,任济南《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的主编。１９１９年,我祖父到东北采药,死在吉林。他闻讯后,痛不欲生。他在《访碑图诗》里写道：“陇头亲舍望白去,风木关山孤儿哭。芒鞋雪夜赋北征,麻衣扶榇沧海行。咫尺人天成代谢,沉沉万劫见死生。”自注：“１９１９年,先君见背,归榇鸡林。忽中夜苫次,悟死生无常,治宋明理学及老庄诸子,求人生真谛。又泛览西方哲学社会学书,俱不称意。成《人生之疑问》一文,为余生平思想转变绝大关键。”后来他又治佛学,由法相宗专攻唯识,又改修天台宗。这时他以商务、山东两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长居青岛。１９２２年,青岛从日人手中收回,他是接收青岛的代表,留任青岛督办公署的秘书。１９２４年,他和青岛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等人,发起成立“中德学社”。这个学社,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术团体,他们翻译中国和德国的文艺、哲学等作品,促进中、德文化学术的交流。１９２５年,他到北京,与丁惟汾共同研究音韵、古文字,广收图书、碑帖,并和有名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傅增湘等人交往,因此学识益进,写成了《两周古音表》、《幽宵古韵考》二书。１９２６年,任中央通讯社编辑。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丁惟汾介绍他到南京中央党部任秘书。在这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有一次,报纸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闻,怀疑是他泄密的,因此他不辞而别,改名王献唐,发誓再不干政治方面的事。１９２９年８月２日,他来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济南解放。

他在图书馆工作,正适合心愿。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立志在图书馆终其一生,研究学问,整理文献。那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都曾礼聘,他都谢绝了。他决心将齐鲁学派的旗帜竖起来。他诗中说：“雄心直欲侔千古,合此四科张一军。精识吾宗古陶主（潍县陈介祺）,训诂吾师西海许（日照许印林）。归来堂后更嘉簃,中天赤旭照东武（诸城赵明诚、刘喜海）。”可惜他这个整理齐鲁文献的雄心大志,未能全部实现。抗日战争开始了,在这期间,他兼任齐鲁大学教授,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当时是精力充沛的中年,坐拥书城,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大部分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在他主持下,直到“七·七”事变,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开了广泛的极为活跃的学术交流。那时同他来往信件密切的学者,主要有：李济、傅斯年、董作宾、黄侃、黄炎培、刘半农、傅增湘、顾颉刚、唐兰、容庚、商承祚、顾实、王重民、镇江陈氏兄弟（陈帮福、陈帮怀、陈直）等。他白天为图书馆紧张地工作,还要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因此他大量的著作,多在深夜,有时睡下复起,捉笔急书,甚至通宵达旦,好象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大家都劝他休息,他说：“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他从不知疲倦,工作或写作时,全神贯注,废寝忘食,可称得上如醉如痴。大家说他是“连生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他办了两期《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受到好评。最近海外又影印了这两期季刊,可见其学术价值。他整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最突出的是他收集整理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成丛书《山左先哲遗书》二十种。但这套丛书,因事变,未能全部印行。去年齐鲁书社印的牟庭清撰《同文尚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著名的山东聊城海源阁的藏书,那时几经军阀匪徒的抢劫破坏,他亲赴海源阁调查,并为此奔走疾呼,抢救了一批善本书,写了《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清末山东几位有名的学者皆富收藏,那时有的散佚,有的将要出售国外,图书馆用征购等办法,尽一切努力保存下来。在这方面,他汇编了《印林遗书》,整理补充了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整理了陈介祺的藏器和高翰生的《上陶室砖瓦文捃》。他为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汉画石刻等,他都分门别类地著书作了考证。这些书已出版的有：《两汉印帚》《邹滕古陶文字》、《临淄封泥》、《汉魏石经残字》,未出版的有：《双行精舍石文》、《双行精舍丛辑》、《古代贷币甄微》。另外他还撰述了许多著作,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五灯精舍印话》、《海岳楼校汪水云诗集》、《鶡冠子校订》、《洛神赋十三行考证》、《殷周名器甄微》、《古籍过眼录》、《书画过眼录》。其中主要的一部是《炎黄氏族文化考》,他说过：“前年为图书馆收得滕邑三邾彝器,因考邾族,知三代华夷之界,即炎黄二族之别。更知震旦文教,古分炎黄二支。类聚群分,条理秩然。乃草《炎黄氏族文化考》,已得三十万言,期以三年成之。自谓凿破混茫,前所未有。偶为人言,辄哑然不信。”此书将中国的历史推到夏前遥远的上古时代,对一些纬书的记载和神话似的历史,都作了考证,最后结论是：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但主要是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他这个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创见。可惜他这部稿子,到晚年也没完成。解放后,他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中年时代,有一部未完成的稿子《炎黄氏族文化考》,后来我忙于事务,就暂时停笔了,等待着地下出土的文物,来进一步印证我的推断,因为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工程太大了,必须从一砖一瓦垒起……”现在这部稿子,已由扬州师院蒋逸雪教授整理,将要问世。

１９３０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来济南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他同去勘查,后又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发掘遗址,并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然后又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或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几年的发掘考察,使他的知识更加丰富了,地下文物更证实了古代的东夷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坚定了他以此线索去探求中国古代史的信念,形成了他一生治学的历史观点的主导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他准备将馆中的重要文物和善书本运往四川。当时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他声泪俱下的向馆中全体人员宣布：“图书馆暂时解散,我相信不久我们要见面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人李义贵,愿跟随他转移四川。

他们三人,一路上晓行夜宿,“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终于到达汉口。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愿和书物共存亡。在汉口装船渡江入川时,又发生了困难,经费不足,运船又找不到。幸亏遇到山东大学向四川万县迁移,他们以聘请兼课为条件,负责将书运到四川。他考虑到书物能和山大书籍一起运,比较安全,便接受了这个聘请。

在川中,常有敌机空袭的警报,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独他始终守着这些书物。朋友们劝他暂时躲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他给书斋命名“那罗延室”。“那罗延”是柴语坚牢的意思,取坚牢不破,永守齐鲁文物之意。他自号“八二老人”,意思是纪念１９２９年８月２日就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又号“向湖老人”,意思是永远心向大明湖。

因为是避难时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名义当然取消了,他们三人没处开工资,屈先生被迫另觅出路,只有他和李义贵守着书籍、文物。１９３８年,他为了生活,便兼任武汉大学教授,以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两人的生活。１９３９年,接受中英庚款会文史研究补助费,他生活稍有着落,便辞去教书职务,专事著作。同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社拨款给他和董作宾为研究费。他所得研究费,全部作为图书馆的经费。后来董先生知道此事,很受感动,也情愿拿出部分研究费,捐给图书馆。１９４０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史馆,他受聘为总干事,因事烦辞谢,改为总纂修。在国史馆,他写了《国史金石志稿》。他对历代著录的金石资料以及传世的实物,重新进行了整理、鉴别和考证。现在这部稿子,一至十三卷在台湾,后几卷在大陆。他还撰写了《古字文中所见之火烛》、《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书。其中《中国古代贷币通考》是他继承家学,引据大量文献及文物资料,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源流和制作,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古代经济史的一部重要研究专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了一切职务,亲自将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完整无损地运回济南。他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不久即患脑病到北平就医,从此身体没有恢复健康,也未能实现他复馆的愿望。

解放后,他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副主任、故宫院铜器研究员等职务。他长年抱病,倚枕整理考证文物,有时身体稍好也到实地去勘察,写有《黄县 器》和《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二书。

他逝世后,山东省出版局组织力量,整理他的著作,以《王献唐遗书》为书名,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并辑录了他的遗稿,补进《遗书》内。他一生著作,加上日记,在一千万字以上。他收藏的书籍文物,大部分已捐献给国家。

他是承袭了乾嘉时期金石学者的治学方法,发展了清代高邮王氏的音韵学和许印林的文字学。他的著作见解新颖,不因袭成见,也不局限于考古圈内,而是通过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制度,从地理、民俗、文字、音韵各个角度来证实。主要的考证方法,如他自己所说：“治古代文字,应于形、音、义三者,以其时间窨为研究的对象。字体和字音,商、周、秦、汉均有极大差异,还有南音北音之分。古人是言文一致的,现在我们所谓的文言,即古人的语体,如求其音纽部居,辨明通转嬗变,与现代北方语言,息息相通。”这从他《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也可以看出。书中引证了古文字四十多种,对火烛字体的起源嬗变,以及古代音韵的考察,一一与上古社会礼俗相印证。

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学者,专和于文物鉴别,精于目录版本,对诗、书、画、印,皆功力很深,独具风格,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才华出众的作品。人们评论他是“山东后出的陈甫斋（介祺）和高南阜（凤翰）”。

父亲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开拓了研究历史、考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