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刑部原档》所译72件档案,在《盛京原档》中所占比重最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保存了从清太宗崇德三年(公元l638年)正月至崇德四年十二月两年间刑部审理的全部案件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犯罪事实、审理经过、有关上谕、程序格式、以及登记存档等一系列环节和制度,标志着关外时期的满洲法制已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阶段。本书所译档案为纂修《清太宗实录》所引用,但大部分是不为人们称道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关外时期满洲法制的历史发展,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清王朝入关前的法制史,迄今仍属亟待耕耘的学术园地。顺治初在《大清律御制序文》中说：“太祖、大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此后,凡官修史书涉及关外法制,均奉此为圭臬,更无创见。近人撰修《清史稿·刑法志》也未脱此窠臼。解放以后,研究满洲开国史的成果颇为丰硕,惟独法制领域终嫌寂寥,或有涉及之者,不外一鳞半爪之类,原因就在于史料阙如。

事实上,从清太祖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兵,至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据中原,这半个多世纪是满洲社会由早期奴隶制向早期封建制过渡的急遽变化时代,无论是经济关系、阶级结构、政治、法制制度以及道德习俗,无不带有变动时期的深刻烙印。就法制而言,在“参汉酌金”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既涵有满洲旧传统,又吸收汉文化影响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体系。研究关外法制,可以从这个重要的侧面,把握满洲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成员法制地位的演变,认识关外法制建设对维护满洲社会秩序,推动早期满族国家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比较它同汉封建法制的一般与特殊的规律,察鉴入关以后法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深为本书出版感到欣喜和庆贺。

本书详录清初有关司法机构、诉讼,鞫讯,断狱以及刑名法例方面的翔实而珍贵的史料,可以用来补充、印证有关的官书、档案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