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家务劳动已经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商品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了大量的以妇女为主的劳动力从事再生产劳动。家务劳动以商品化的方式实现了“有偿”。

而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已经变成了中上阶层的特权,绝大多数妇女需要外出打工,面临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同时,在中国从事照顾性劳动的妇女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再生产／照顾性劳动转嫁到了退休老人、留守老人的身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母职变得愈发神圣化、崇高化。二胎开放后,职业妇女被期待生育更多的孩子。抚育下一代劳动力的代价依然要求这些妇女一并承担。

“家务劳动有偿化”这个曾经广泛地动员了欧美妇女的号召,似乎不再能让今天的中国妇女感同身受。但是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并没有过时。只要关于男女的性别劳动分工还没有打破,只要社会再生产的代价依然由个人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妇女（无论是老一辈妇女,还是雇来的家政工）承担,家务劳动依然会是当代女权运动需要面对的重要维度。（吴碧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