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自什么时候开始？本书探讨十九世纪初叶经世思想的意义及其与十九世纪晚期自强变法运动间的连续性；注意到魏源的历史进步论,李鸿章等人关于提倡西学的建议,以及当时自强实政的企业部分,特别是轮船航运和矿业。经世思想自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发展到郑观应的《易言》（1880）似乎已越过重要的分水岭,进入新的境界。晚清的绅商社会随着新式企业之兴起而有新型知识分子出现。新兴企业虽然未必都十分成功,但商人而为知识分子,如郑观应、经元善等之倡言自强变法,在中国思想史及社会史上皆有重要意义。商人著书立说,要求制度上的突破,这就难能可贵,值得纪念了。（见封底）

目次

前记（（1））

插图

代序：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1）

（——原载《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页1121－1133。）

论经世

一、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25）

（——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页359－390。）

二、《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与周启荣合撰）（77）

（——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上册（台北,1986年）,页33－99。）

论制度

三、晚清地方官自述之史料价值——道咸之际官绅官民关系初探（189）

（——原载《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1978年）,页333－364。）

四、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247）

（——原载《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4年）,页176－223；修订本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台北：幼狮,1977年）,页845－895。）

论商人

五、近世制度与商人（297）

（——原载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年）,卷首,页25－53。）

六、唐廷枢之买办时代（327）

（——原载《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期（1961年6月）,页143－180。）

论自强

七、变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馆争议（403）

（——英文原题“Politics, 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Reform: The T’ung-wen Kuan Controversy of 1867,” 收于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1976), pp. 87-100. 中文本原载《复旦学报》,1982年,第5期,页80,97－101；修订本载《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1987年）,页413－424。）

八、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与黎志刚合撰）（419）

（——原载《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70年）,页373－416。第二部分第（六）节以后原缺,由黎志刚续完。）

论企业

九、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2－1885（黎志刚译校）（525）

（——本文原题“British-Chinese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73-85,” 收于C.D. Cowa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4), pp. 49-78. 译文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8年）,页1137－1162。）

十、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571）

（——英文短稿原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1977年）,页543－553。中文本初刊于《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页94－102。修订本载《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1987年）,上册,页301－312。）

代跋：商人与经世（595）

（——原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六期（1988年9月）,页23－37。）

中文索引

西文索引

刘广京（1921年－2006年9月28日）,中央研究院院士,经济史学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肄业,195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於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执教。刘广京曾修正费正清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刺激/反应》说,并证明中国买办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触是有竞争力的。韦慕庭称刘广京是“学者中的学者”。2006年9月28日在美国加州戴维斯家中辞世。

1949 年以后, 既是导师又是学者的萧公权、杨联、余英时、何炳棣和刘广京在提高北

美地区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水平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以上这些人物中, 刘广京通过对19 世纪中国的深入分析,已经在该领域确立了他的权威。他不仅改变了我们19 世纪政治、经济和制度史——他的博士论文和早期关于李鸿章的著作涉及此领域——的看法, 而且, 通过对儒家经世思想和韦伯学派关于正统的见解的重新检讨, 他还对清代的思想文化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刘教授的著作中, 对重新解释19 世纪中国最有贡献的是他有关政治和制度史的著作。这在1978 年和1980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0 卷和第11 卷中达到了顶点。在对19 世纪政治和制度史的研究中, 刘对早期有关19 世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这些观点在目前仅关注康雍乾盛世的清史学者的著作中仍然有所存留。刘也不畏避对19 世纪的思想史进行彻底的重新解释。在儒家的治国之术, 即经世的传统中, 他发现了通向20 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桥梁, ——从龚自珍和魏源到梁启超和李泽厚。刘教授对19 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开始于对华盛顿大学教授弗朗兹·迈克尔(F ranzM ichael) 和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ley Specto r) 坚持的关于地方主义和原始军阀的观点的驳斥。通过对中外文资料的详尽检索和研究, 刘与司马富(R ichardSm ith)、王尔敏和其他人一起, 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19 世纪晚期军事制度的看法。

在对李鸿章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 刘教授也在探究着19 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问题。他开创性地利用商业档案对中国的航运业进行研究。他的第一部专著《英美在华的航运竞争(1862-1874) 》, 是在他哈佛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在20 世纪80 年代, 刘利用社会历史学家的方法转而研究商帮和农民的行为。

刘教授长久以来的贡献, 其范围之宽广是很明显的: 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他的著作总是牢固地建立在对中文资料充分检索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有时也许掩盖了他的分析性结论的重要性。刘对帝制中国晚期历史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基本观点都提出了挑战。他强调19 世纪早期的经世思想以及像李鸿章这样的改革者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密友和同事费正清和芮玛丽(M ary C. W righ t) 的著作。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和农民起义的研究中, 他对迄今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挑战。而在思想和文化史领域, 刘在中国的背景之下, 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正教和异端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重新予以阐释。

此书而外,著有 《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中译本）,又与陈永发、张玉法主编《最近两百年中国史》三部曲之《晚清篇》（另二部是《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华民国史稿》）,惜至今仍未出版。主编有《帝制中国晚期的正教》(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 刘和石汉椿主编的《帝制中国晚期的异端》,《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