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漢初的政治局勢為題,是因為漢初的政局發展對漢朝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漢武帝能夠北伐匈奴、征西南夷,將漢朝國勢推向鼎盛,其基礎就是皇權的穩固,亦即中央集權。但這與漢初的情勢不同,漢初的皇權較不穩固,除了中央有外戚與功臣間的分歧,地方上更有同姓諸侯王與之分權,因此對漢初的政治的研究,如同了解漢朝皇權的發展。

關於漢初的政治,有些問題因文獻史料的侷限,無法進一步的探討,如從《史記》、《漢書》可以了解漢初中央與地方間有對立的情況,但詳情卻無法了解,而漢中央怎麼防範諸侯王,其細節也無從得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出土,除了對上述問題能夠有所探討外,對於外戚呂氏政治地位,二十等爵制下,功臣們所享有的權利與地位,也有新的了解。所以本文以傳世文獻為主,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輔,來重新討論漢初的政治局勢。

本文內容架構,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第一個部分為漢初的局勢及其國策,第二部分是外戚呂氏,第三部分是諸侯王,最後為軍功功臣。

漢初的局勢及其國策,主要以高祖劉邦初年,從異姓諸侯王到同姓諸侯王的變化,所導致的「枝強幹弱」、「關東與關中分立」局勢做為切入點。並且探討統治者採用黃老無為治術與法家治術對於漢初政治的影響。

關於外戚呂氏的部分,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有突顯諸呂政治地位的資料,一為諸呂刑罰減免適用範圍等同皇室的問題；二為在禁馬出關令中特許呂后、魯王張偃得買馬的問題。諸呂政治發展的侷限,大致有三個原因,一為無後繼領袖,二為空間小,三為時間短。而諸呂的滅亡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其主因為劉姓諸侯王與功臣的聯手的政變,其中的關鍵是諸侯王。從《史記》、《漢書》中發現外戚呂氏被定位為危害漢朝的人,在後漢仍是如此,且其地位不亞於王莽,雖然在諸呂事件後,外戚的鋒芒減弱,但到武帝以後外戚鋒芒再現,以一種新的型態掌權,最後成為有心人篡位之資。因此漢朝皇帝雖以諸呂為戒,但其效果卻不是很好。

漢初的諸侯王擁有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權力,與漢中央處於相對半獨立狀態,且其封域大,大者數郡,小者二郡。因此諸侯王對漢中央是一種威脅。可是諸侯王與中央仍然有羈絆,即為「法律」上的關係。而從法律關係來看,文帝以後的「漢法非立」、「漢令不行」的問題,主要是指諸侯王僭越的問題,但此一問題並非文帝以後才出現,應該在漢初就已經存在,為何文帝以後才出現此種論調,因為之前皇權並非穩固,加上諸侯王勢力龐大,暫時無暇顧及。文帝以後,中央沒有分歧,可以一致對外,且諸呂事件時諸侯王的威脅性已經浮出檯面,到了必須處理的地步。漢初中央對於諸侯王也並非完全沒有防範,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就有許多防範與限制諸侯王的法令。但是這樣的方式是消極的,對於諸侯王權力過大,封域太廣沒有影響。文帝以後,漢朝對於諸侯王的政策有了改變,就是從原先的消極政策轉為積極政策,即是將諸侯王的權力漸次收回,使其封域縮小。至武帝時期諸侯王問題就大致解決,從此諸侯王成為與富家無異、衣食租稅,對漢朝無法產生威脅。

漢初的軍功功臣,他們所得到的地位與利益,是從二十等爵制而來,其中最大的利益是依爵位高低授與土地、宅地,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中,可以看到詳細的規定。爵制是一種身分的象徵,也是一種人民與國家產生關係的一種途徑,其所帶來的利益與權利不只是土地,還有用爵來減刑贖罪,依爵位高低授與不同數量的食物、衣服、金錢等,還有減免服勞役年限。可是漢朝給予軍功功臣的權利與利益,也非永遠。從《二年律令．置後律》來看,漢初軍功功臣可分為侯爵與非侯爵兩大類。其中非侯爵占大多數,這些人經由《置後律》的規定,經過一至五代後就成為無爵者,不再享有任何特權。只有侯爵者(列侯與關內侯)的嫡長子,可以繼續保有原爵,一直享有特權。此為顯示出侯爵者與侯爵者政治地位不同的一個面向。且結合《史記》、《漢書》與《二年律令》的資料來看,漢初到文帝有賜爵制的改變,此改變將造成《二年律令》中有關軍功功臣的特權遭到修改,甚至廢止。非侯爵者的沒落是從法令可以預見,而文帝以後爵制的改變,使爵制有了新的意義,即國家統制權的強化。侯爵者的沒落,依《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來看,主要是犯罪、絕後而失爵,至武帝時已所剩無幾。文帝時,列侯政治漸漸瓦解,文帝打擊周勃一事就是例子。景武以後漢朝中央的集權達鼎盛,諸侯王問題也解決,漢朝皇權達至最高點。

本文結合傳統文獻與前人時賢的研究成果,再配合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相關資料進行討論,對於漢初的政治局勢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上述的看法與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