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光绪33年）农历8月初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举人,仕于江南。

他髫龄随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严,先诵经史,后入小学,9岁从武进邓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梁任公最后之及门弟子。弱冠去法,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于马第埃教授之门,兼从瑟诺波教授习方法论,从柏格森教授习哲学,从格罗次教授习希腊史,从金尼拜尔教授习基督教史,从莪塞教授习经济史,从沙尼阿教授习世界通史。1931年6月4日以所著《比列志士记》通过辨论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以“最荣誉记名”。此项“记名”,在19世纪仅泰纳与古朗希二人获得,至20世纪,他为荣获此项“记名”之第一人。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树桐、夏鼐为翘楚。“9·18”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门人之佼佼者为岑家梧、戴裔煊。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日军兴,随校播迁西安,再迁三台,所造就之高才颇多,而以王大任、李符桐、金铄、阎文儒为最。1939年应成都中央军校邀请,对少校以上军官讲战史。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日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受其薰陶,自成一家言者甚众,今在台湾者有唐德刚、刘子健等。其时日机在我西南大后方狂轰乱炸,而黎先生师弟弦歌不辍,对民族前途信心坚定。他并于课余之暇在重庆、成都、昆明、泸州作公开讲演,畅谈曹刘对峙,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致大权旁落于杨国忠,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清朝江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一创举,为全美之最早者。

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55年3月赴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与美方委员布朗博士、华方委员兼侨务委员长郑彦芬、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等合作无间,建树颇多,如招纳侨生万千百万,扩建各大学教室宿舍,资助教育部建筑办公大楼,译印《东南亚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种,深受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晓峰）之崇敬。张氏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他为史学门主任,他作风一新,礼邀各大学名师讲课,探赜索隐,各展所长,为史坛所称道。

1963年又赴美国,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其时,台湾文化研究所扩充为中国文化学院,原史学门升格为史学研究所,以他为所长。在他去美期间,由宋旭轩代理。他回台后,坚决表示,愿全力从事历史教学事业,不愿担任行政事务,该所所长一职,由宋真除。张董事长勉允所请,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等称号。无何,中国文化学院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他尽瘁于历史教学,二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历任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圣地牙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然对中国文化大学之设备以及学生之进修辅导仍然殷殷关注,可谓忠信。

张晓峰氏和他相尚以道,相慕以文,倚为手足,亲如兄弟；他亦雅重张之恢宏气度与力学精神。他曾亲译张著《孔学今义》、《战国学术》二巨册为英文,以广其流传。张誉之为“中国之汤因比”,创例聘他为研究教授,只授一门课程,并指定讲师一人为其助理,以助其写作中英文对照之巨著《中国史之研究》。张氏逝后,他痛失子期,离台去美,卜居于南加,继续埋首著书,期于早日完成。此书已改名为《我们的根》,上溯史前,下及现代,既分述各断代,亦通论其因革成败之典章制度,与夫科技文哲社经,熔中外为一炉,串古今以一贯,将为史学之精金美玉。此外,他已写有专书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士林传育,纸贵洛阳,均可概见其博识文才。著述之暇,尝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当年川滇谈风生之时。他身在异域,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85岁高龄,尚在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子女以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知我列祖列宗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尤令人肃然生敬。我们应为有这样一位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河南同乡而感到自豪。从国家民族出发,他是世界级学者,桃李满天下,国之瑰宝而鲜为人知,故特述其生平,以补史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