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把选出的文章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的标题是笔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与治道”。 仁学的内容,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简单地说,即是内圣外王,或用现在普通话说,即是自身修养与从事政治两方面。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个案研判”,选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题为“治学方法之辩证”,选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证”栏里的前三篇,系与毛子水等先生辩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问题,因为是辩论,意气之动,贤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过境迁,今日而平心观之,这意气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说,写这些文章是“浪费笔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这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将“敬谢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开不必要的意气,其中毕竟有许多胜义；这组文章,以及别处的有关论述,对于厘清考据与义理的纠葛,以及怎样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有着不可掩的价值。 徐先生学问渊博,对文学史也有甚深造诣。徐先生治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轨辙一如其治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追体验”,笔者自以为恰当的概括是“以史识通文心”,故以之作为本书第四部分几篇文论的标题。这部分中《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文,笔者个人特别喜欢。此文由批评一道国文试题起头,围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带出从齐梁到初唐一段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把前人对应信和四杰的评论,作了通盘的考察和精确的衡断,是一篇诗史互证的杰作。历来说“诗元达访”,而这竟成了某些人逞臆妄说的最好借口。如果“治诗”只是借题发挥的创作,臆说倒也无妨。可怕的是“诗无达诂”蔓延成“义理无确解”,“历史无真知”,到处都可以逞臆妄说,简直成了时代风气。徐复观先生以其“自得之工夫”——“资料之归纳法”——“追体验”这一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所得出的种种见解和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啻是对时代弊病的严肃针随。 本书第五部分题名“文化的怀抱”,收了七篇文章,大多谈中外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的关系；第六部分是“书序与按语”,收了十二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