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黄恽先生阅读钱锺书、杨绛,兼及钱家和杨家众人文章和行迹的一本掌故笔记。钱基博和杨荫杭是儿女亲家,他们两家都是名人辈出的家庭,无论文学界、教育界、翻译界、史学界、法律界……都有声名卓著的人物,吸引了无数文人学子的研究目光,写下了无数关于钱杨两家的文章。本书另辟蹊径,讲述了一些少有人道及的钱杨人事。作者论述有据,新见迭出,可称得上是比钱锺书更了解钱家,比杨绛更了解杨家。

钱锺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其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被视为人类文化中具有经典性的巨著。

本书第一部分讲跟钱锺书及其家族的文章,第二部分是讲跟杨绛及其家族有关的文章。作者以史料为为基准记人叙事,活画出了人物形象也绘描出了时代氛围,全书具有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黄恽的写作,当然和所谓的“民国热”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与流行趋势有很大不同。当代写民国的文史作家,将民国描绘成某种黄金世界,什么政治自由啦,思想多元啦,知识分子风骨啦……好一点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古讽今,差一些的则是完全不懂历史。而黄恽认为,民国其实是个很糟的年代,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乱不断。因此,他写民国掌故,尽量不加饰伪,做到主观的客观。拒绝非此即彼的幼稚立场,拒绝将人物脸谱化,这实际是一种成熟的史观,高出当下所谓“民国小清新”的水平不可以道里计。（韩戍）

（黄恽）更高一筹的除了境界,更是史料。黄恽长期浸淫于小报之中,饱览各种史料。因此,他写作的素材都是前人从未提及的独家段子,读来感觉特别新鲜。我们当代很多文史作者,借助网络资源便利的东风,写的历史基本剪刀糨糊式,即材料多来自百度百科和畅销传记,没有一点新的文献贡献。做个不恰当的比喻,那些作品就像嚼烂了的口香糖,没有任何味道。然而,黄恽却能从旧报纸中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材料,都能做到有所创获。 （韩戍）

黄恽作品继承的,实际是中国文史写作中说掌故的传统。晚清民国时期,有很多热衷于讲故事、说段子、说掌故的老辈,通过各种随笔、札记来记录掌故、品评人事,许多已经成为经典之作。近三十年来,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学院派知识分子侧重于论说一路,将这种掌故传统贬低为水平较低的“讲故事”而不屑一顾。但是,论说难免流于空疏,掌故则是实的。稗官野史不但可以补正史之缺,挖掘新史料,更是直观了解当时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风土人情不可缺少的手段。这种掌故的传统应该在当代得到很好的继承,甚至有发扬光大的必要。然而,据目力所及,目前致力于这种掌故写作的,黄恽或许算是孤例。（韩戍）

黄恽是一位文史基础扎实、文风硬朗坚定,观点鲜明犀利,但也并不是那种顽固悭吝,自以为手中有几本民国“秘笈”,就容不得他人意见的“专家”嘴脸。这样的研究者,当然值得交流；这样的研究者,当然值得交往。（肖伊绯）

“史料派”写法已经是当今书话体写作的主流,而且也正在成为民国史读物的写作主流,这样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新史料”或“二手史料”。 “史料派”的追求是“去伪存真”,“印象派”的追求是“形象生动”。“史料派”最终要向朴学传统靠拢,热衷于原始史料的整理与校订。“印象派”最后则要向文学传统靠拢,小说、影视剧本是其高级形式。无可否认,“民国热”正向着这两个维度各自发展；显然,黄恽身上是更有着朴学传统与追求。

（肖伊绯）

我发现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相较1949年之后,比较高些。这还是因为清朝的传统的延续,民国很多好的,都是清朝的遗留。就拿知识分子来说吧,清朝举人可以做官,可以不受刑责,可以免于赋税,这就造成民众心理上的高贵,于是到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斯文一脉,还是高看一眼。教授、学者自然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当后来知识分子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之后,我们看民国,忽然就惊异了,其实追根溯源,不过是清朝士大夫特权的余光而已。（黄恽）

我们谈民国、民国热,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作杂文,借古讽今,这个风气,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况,我越读民国书籍和报刊,越觉得民国热的可悲,可悲的是每况愈下的知识分子地位,造成一种怀恋,美化了当年。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黄恽）

我想写民国掌故,尽量不加伪饰地写民国的人和事,希望大家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和事,甚至猥琐可笑,并非很多人笔下的那么伟大崇高。在我的笔下,我尽量少作赞誉,做到主观的客观。（黄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