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