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當書中的一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一個活動而言,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